把一些东西放好
把一些东西放好
我要把一些东西放好
在合适的位置
摆正它们 方便时
在旁边放一束花什么的
让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在没人的时候
独自来点活泼
放好这些东西之后
除了我谁也不会再动它们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那些没用的东西感兴趣
它们会随着毗邻的花
和我一样
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
不知不觉老去
（2003/6/2北海）
2003年6月2日深夜，那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在北海某人不为人知的小房子里，我没有习惯地打开电脑，而是铺开一张稿纸。好久没有用稿纸写诗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我写下了这首诗。当拿起稿纸一字一句默念这首诗的时候，我知道，那些无可挽回的瞬间，正在我的指缝中缓缓流走。
1978年的田野
至今，我仍不明白自己出走的确切原因。但出走的场景却清晰如昨。一路狂奔。小路就像脚下一条不存在的道具。我不知道速度的快慢，只知道好像一下子，人就来到大片田野里。
是冬季。收割的时节已过。零散的光秃秃的稻梗在北风中鸣鸣颤抖。稻田里的土块硬绑绑在残阳中闪着暗暗的光。远处的四周，可以望到城镇和村庄。来路指向乾礼街，中学里那株古榕站在小镇最东，与小镇其他建筑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一面迎风的旗帜。往东是杨家山村，更远是中站林场，那是砍柴扒草的地方。往南是盐坡尾、叶屋二村，从乾礼出发，经过叶屋不到一里就是盐坡尾了，外婆家就是盐坡尾。北面是翁田村、深泥村、南坡村，那有去廉州的大路。我记得那些村镇的每一株竹子，每一棵树，甚至每一张熟悉的面孔以及他们说话的调腔，记得村镇里的每一拐角，每一个池塘，甚至每一条狗的叫声。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自己的掌心。此刻这些村镇的细节，对于站在田野里的我，一下子全生疏起来。它们都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在我无辜的眼光中冷冷地站着。我感到自己的委屈，河水一样冲涮内心，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不想流泪，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抑制不住啊。
我是在父亲的大巴掌下逃出来的。他在操场上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了正与同学打架的我。还没有问我为什么打架，大巴掌就飓台一样从我尚且滑嫩的脸蛋刮过来了。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因为我以前也没有给他添过麻烦掉过脸。父亲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作为治校极严的一校之长，怎容我在众目睽睽的操场上与同学大打出手。但他怎么就不问一问，那人抢弟弟的作业把弟弟推倒在地，跌出鼻血呢？
就这么一个人站在冬天黄昏的残阳中，孤单，无助，失望，不知所措。
田野是空旷的田野。一些稻梗矮矮的直挺挺地站着。天有点昏黄。残阳一点点消失。傍晚将至。风渐渐冷了。不远处有一条牛，它步履清晰地向翁田村走去，它在回家。更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隐隐还有一些收音机的声音随时风飘荡。突然感到害怕。一股莫名的东西从脚底升起，直窜头顶。我甚至不敢远望，不敢回头，怕什么东西在远望和回头的瞬间突然出现。
有点冷。我蹲下来。北风还是往衣服里钻。我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但这里没有温暖。这里只有泥块。我一块块搬动那些翻晒已久的泥块，砌墙一样围起来。然后我把自己缩成一团，抱着头，斜躺。还是冷，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竟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不觉得冷。身上盖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一个老头和我一样缩在泥块砌成的土墙里。我的脑袋枕着他的大腿，而他正叭哒叭哒地抽着旱烟。借着烟草的燃亮，我看到老头的嘴呵呵咧着，满脸的皱纹里绽出开怀的笑容。
“外公！”我的眼泪非常没出息又抑制不住了。
外公呵呵地笑着，他抚摸着我的脑袋，说：“醒了？”
我不知道外公是怎样在这样一个荒芜田野中的泥墙下找到我的。这都不重要了。望着外公满脸的慈祥，我不知说什么好。所有委屈、害怕、冷，都不复存在了。内心安妥和舒畅。
像小牛一样被外公牵回家的时候，全校师生面前威严的父亲，此时正低着头坐在吃饭桌前大口大口地抽烟，那么疲惫、孱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的脚边散落满地烟头。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在老屋里弥漫。静极了。
外公一进门，他沙哑的嗓音就把那异乎寻常的气氛打散了，他念叫着母亲的乳名：“五儿，给我端碗粥，饿坏了！”（2004/4/23）
1986年的泥土
参加完中考，我便随小舅到一个叫竹林的地方修海堤去了。
我并不关心考试的成绩，连估分的兴趣都没有。那一年，我参加了二次考试，一次是某海校根据特殊需要在我们县的招生考试，另一次就是全区的统一中考。二次考试间隔很短。反正那一段时间里，摸拟考试天天进行，考就考吧，都考麻木了。
竹林是离我们家约三十公里的一个盐场。我们是开着手扶拖拉机去的。拖拉机装着修海堤必需的什物：铲、竹箕、扁担等。同行还有小舅的搭档二哥佬，大舅家年龄小我一岁的表弟山田。一行四人到竹林安顿好后，天色已晚。一夜无话，早早就躺下，养好精神第二天开工。
那一年，飓风作孽，全县海堤被吹塌了七八成。尤其以竹林海堤被糟蹋得最厉害，这一带残存的海堤几乎不存在十米以上的了，原来在海堤掩护下的盐田被吹得面目全非。田的样子荡然无存，到处茫茫一片灰黑海沙的颜色。后来听当地老人议论这场飓风时，用的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来修饰。至于是不是最恐怖，虽无从对比，但至少也足以说明他们心有余悸吧。
我们负责修补的其实是海堤的内堤，长三十米，宽和高都是五米。所谓修补，即从三四里外的高地运沙石填补缺口，为专业工程队后期施工打好基础。清晨，天刚擦亮，我们就出发了。莫道君行早，工地上比我们早的人多了，男女老少都有。拖拉机“突突”往来穿梭，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景象很让我新鲜。禁不住好奇问小舅，农业学大寨时修水利有没有这个场面？见没见过这么多人一起劳动？这么多人一起劳动好不好玩？没完没了。第一天竟因此像小孩一样兴奋得睡不着。
第二天睁开眼时，浑身酸软，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知道我睡过头了。走出门口，太阳已升得老高。来到工场时，人来人往，小舅他们早已干多时。他们见我来了，只是笑笑，便又埋头挖土、挑土、运土。
就这样苦干，一天一天的，累得手指头都不想动，手皮磨破了，起茧了。体力劳动真不是好干的，比读书累多了！以致从那时起，我便形成了一个坚硬的至今不改的认识：谁说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累人，我绝不相信。
干活虽苦，幸好小舅和二佬哥都是有趣的人，倒也不觉得太寂寞。尤其是二佬哥特别爱唱山歌，他常一边做工一边唱山歌挑逗邻近工地的少妇开心。
碰到少妇也会一句半段的，大家就你来我往，不亦乐乎了。少妇的老公都是乡野之人，才不会因为别人“调戏”自己的老婆生气呢！偶碰到妇人的老公也能哼二句，说不定还帮二佬哥搭上几段气自己老婆个面红耳赤。唱山歌的时候历来男女分明嘛。
小舅也好玩。他当年曾是学校文艺队的队员。歌唱得不怎的，跳舞却是一把好手。第一次看表忠舞就是小舅给我们表演的。小舅跳舞的时候我非常惊异他粗壮的手脚怎么能弄出那些灵活的动作，简直就是一气呵成。小舅离开学校多年，不跳表忠舞的时间也差不多有八九年了，却对那一套舞蹈仍熟悉如斯，真不可思议同时也让人感觉有些恐怖。想一想，时间推移到那个特定的时期，他们那一代人，对那一种特定的舞蹈及与舞蹈相连的东西要烂熟到什么程度！
在工场上的更多时候，我是不太开心的。我自小就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尤其父亲去世之后，我更不爱搭理人了。放工之后，吃过饭，常拿本书躺在床上瞎看，或者发呆。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忘记自己刚刚参加了中考。
大约是我们到竹林二十天之后，家里托人把话带到工地，我参加的二个考试都上了，县一中和海校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已寄到家里。小舅和二佬哥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一塌糊涂，他们二个竟在海堤上自己罢自己的工，联手跳起表忠舞以示庆贺！
我却没有太多兴奋，只是停下挑土的动作找水喝。那天我一下子喝了满满一瓜瓢水，我记得我昂头一口气喝了下去，把瓢底沉淀的一层泥也一块喝进去了。（2004/5/11）
1989年的大海
虽然生在海边长在海边，但可以说，1989年之前我对大海的认识是模凌二可的。
站在海边看海或者搭乘飞机从空中看海，看到的只是海的轮廓，跟看一幅图几乎没有区别。我供职的单位曾有一位原军转干部，在一次职工大会上“批评”某船过琼州海峡害怕风浪不敢开船。他说，我当时搭飞机过琼州海峡，只见一些白水花，那有什么风！会议当时就开不下去了。太吵。台下的职工吵，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也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多少时间，该领导就被调离了。但他在收飞机上没看见风的话，却一直当作笑柄在我们单位源远流长。
现在想来，也不能全怪那位领导。如果不曾在海浪中穿行过，又有几个人真正领略过风浪的滋味！
我是1989年上半年离开海校到船上实习的。那年的台风特别多，大海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一下子让我获取了与在陆地生活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下船的第一个航次是随满载建筑材料的船从防城港到厦门港。开船的当天风平浪静，船长心情特别好，一会让作海图，一会让测水深，把我支使得不亦乐乎。
我们船几乎是和台风同时抵达南海中部的。向东的船头不知不觉渐渐沉浮起来，最后发展成几乎是钻到海里久久才抬出头来！
说实话，随着船舶一路向东，我越来越恐惧。一种不详的感受一直笼罩在心头，但都憋着不敢出声。我一直牢记航海学老师的教导：在海上，任何情况下，都不说不吉利的话，都要绝对相信船长！
风高浪急的航程，船长几乎都呆在驾驶室里，只是不再开口就是笑话了。我随船长实习，他在那里我应该跟到那里。只是有时晕浪晕得受不了，趴在船舷边吐了又吐，最后连胃酸之类都一股脑儿全吐完了，只能像死狗一样趴在驾驶室的窗沿上时有时无地喘气。船长可能也烦了，大手一挥：休息去！我想假装坚持还能挺住，再顶一下，双脚却一点也不听使唤，三步并作二步，“哗——”一下就窜出驾驶室，沿着舷梯扶手简直是一下子就滑进船员休息间了。所谓休息，就是四肢撑着床沿躺在床上瞪眼。风高浪急的时候想闭上眼睛睡一个安稳梦，那是不可能的。外面浪花拍打船舷的声音，一下高过一下，室内的物什随着摇晃的船体“当当”乱掉，人被炒豆子一样，翻来晃去。一颗心一直悬着。
待感觉不太反胃，好像还站得稳，又爬上驾驶室。船长还是不声不响。船头还是在海水里钻来钻去。挂在头顶的那个平衡器几乎不敢认真看，晃来晃去，一晃就是十度八度。船长偶尔也问一声：“还顶得住？”“还行”。“挺过去就行了”。话虽如此，最多一时半会又晕得不行了，一次又一次趴到船舷边吐。可是还有什么吐啊，肚子里早已空空荡荡了，不是干“吚吚呀呀”乱叫一番，就是中毒一样嘴角挂出些绿色口水。只好又窜到休息室里去。窜来窜去，眼睛像蒙了一层纱，看什么什么都不太清楚。有时躺在床上，想：这活真不是人干的！同船实习的同学更离谱，他几乎就是不能下床，离开床铺半米就不敢再迈步。他不止一次发恨：船靠岸，马上走人！
其实我们二个第一次下船这样还算可以的了。后来听其他一些同学笑话另一个同学：害怕风浪和晕船，竟想跳海！
风浪中航行整整四天四夜，一觉醒来，睁开发麻的眼皮，突然发现，舱内的东西不再乱摇晃，窗外的呼号平息了。走到外面一看，大海平静得让人不敢相信。海平面真的如镜一般平滑，一条白白的迹痕尾随着船舶伸向更远的远方。久违了的月亮就挂在船头，雪亮雪亮的。远处偶尔看到红红绿绿的光缓缓而过。我知道那是和我们一样经过风浪洗礼了的过往船只。每逢这时，船上便拉响汽笛，差不多在我们拉响的同时，远方也传来了深沉的汽笛声，也许永远也不会相识的对方在彼此互相问候、致意！
当船缓缓接近厦门，正值黄昏，夕阳的余辉洒满海天。厦门港外夕阳中的大担等五岛隐隐约约宛如梦境中的仙山，仿佛可见岛上的石头啊树啊建筑啊，全都染成金黄色了。海鸥在身前身后追逐翻飞，让人一下子气清神爽、安宁起来起来。一个念头不禁油然而生：如果没有当船员的经历，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海竟是那么美！
之后，我随船又到了别的港口。也经过风浪，也晕船，也吐，也受不了。然而，都挺过来了！船长说过的：“挺过去就行了！”
至今离船上岸数来有十五年了，然而那些日子还是忘不了。岂止忘不了，每每想起，就像是昨日的事，清晰而且铭心。（2004/5/13）
2002年的“非典”
最先是在中山医科大学工作的同学发来邮件，说一种叫“SARS”的传染病正在香港、广州一带流传，让我不再大大咧咧在外面乱吃饭了。我没在意什么“SARS”，也没有兴趣问老同学，以为他们搞医学的又发现一种什么，兴奋得让他要和我分享。就像我告诉他看了谁谁的好书他不置可否一样。
接着是妈妈打电话来说小镇的人都在传说一种“X疫”离我们越来越近，千叮万嘱不要在外面吃饭。刚放下电话，年逾八十的大姑和年逾七十的小姑颤颤抖抖敲门来了。她们俩给我送来二瓶酸醋，要我马上喝几口，同时用酸醋熏房子。
第二天上班，每个办公室的同事都在议论，米贵了，盐贵了，快餐面贵了，卫生纸贵了，二三元一瓶的酸醋涨到四五十元了！但这些东西怎么一夜之间就贵了？谁也说不出所以然。
下班回家，上网，哗，各大网站都在首页报道老同学邮件里说的“SARS”——“非典”。这时我还没多少耐心深入了解这些报道的内容，只随意浏览一下，知道这种“SARS”非同寻常而已。非同寻常就非同寻常吧。总感觉离自己远着呢。
再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经历了。那里死了多少人，那个官员瞒报当地“非典”役情被就地革职，所有关卡过道都要量体温了……。人们一天天谈“非”色变。我们单位还正常上班，却发现所有人都不约而同遵守纪律了。不再有事没事串门聊天，每个办公室都不开空调只开窗，却没谁抱怨天热。同事之间不再玩笑让谁请吃饭……。同事们每天最关心的是今天的报纸来了没有？
上头发下通知，凡从北京及其他省市回来的人都必须先回家休息，检查体温，超过37度的，马上隔离！回来的人便显得好像低人一等了。正好我们部门领导刚好随市里一个参观团去北京参观，回来的第一天，办公室主任就通知他先在家休息半个月。我们领导是热爱岗位的好同志，人虽在家里心却在办公室，每天都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急事要处理，同时叮嘱我们保存好报纸，他要看的。我们便每天都向他汇报，没什么急事，报纸会保存好的，你就请放心吧。半个月的期限刚到，领导大清早便第一个上班来了。当我们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领导竟已破天荒打好开水，已在认真读报了！同室的同事见领导来上班了，大多淡淡寒喧一句“来了？领导那么长时间没见大家，好像有说说见闻和与同事交流交流思想的意思，却发现没人有倾听的欲望，便没了兴趣。偶尔有其他办公室的同事到本室，见领导在看报纸，好像怕影响领导看报一样，顾左右而言他二三句，转身就走了。我还注意到，本室其他一男一女二位同事，对领导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女的在领导上班第二天便以孩子不舒服，要人照顾为由请假回家去了；男的一天到晚老跑办公室外或者其他办公室打电话，声音低低的，很神秘的样子。我没什么理由乱跑或者偷懒睡觉不上班。有时无聊了，也问问领导参观的见闻，和领导讨论讨论报上的事情。不咸不淡的一天天就过去了。那些天，我发现自己是和领导交谈最多的人。但至今想不起那些天我们曾谈过什么工作。记起来的，全是国家大事以及“非典”。谈着谈着，我发现自己也成了其他办公室不欢迎的人。当不识时务的我走到其他办公室的时候，那些同事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了，而是一本正经问我有什么事？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我只好知趣地溜回办公室，与更不受欢迎的领导呆办公室里。这也不怪他们，自己和从北京回来的领导天天呆一起，谁敢保证我绝对安全？虽医学专家告诉我们“非典”潜伏期是半个月，但医学专家的话也不能全信啊！医学专家也不是万能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容忍“非典”闹成举国惶惶的样子！说不定他们弄错了呢，如果潜伏期是一个月、二个月或者三个月，怎么办！
渐渐和领导也没什么话说了。领导不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后来同事大概见领导和我都没什么异样，既不感冒，也不发烧，便又开始陆续到我们办公室串串门，又开始开我玩笑。我却提不起精神了。“非典”闹得最烦的那二三个月，我去其他办公室的次数屈指可数，都不太习惯说话了。正巧那段时间又是我们办公室最清闲的日子，我便天天夹一本书到办公室看。那一段时间是我近年来看书最多的时间段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谢“非典”。（2004/6/3）
2004年……
如果把时间想成流水一样的东西，那么时间真的就会像流水一样，不急不缓地流。流水不会停，时间不会停。有时，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安静地坐下来，看时间像流水一样，从身前身后流走。
我听到时间流逝的声音，时间却看不到我的惶恐。（2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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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 广西制造
本期（总第二期）选稿：庞白、庞边、水古、文青